第二届世界汉语学习大会将于10月13日至15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。本次会议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、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，文化和旅游部、中国社会科学院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北京外国语大学、北京语言大学承办，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、上海社会科学院承办。会议主题为“世界视野下的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”，五个平行分论坛的主题为“从世界看中国：文明的延续与变迁”、“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分析与实证阐释”、“多学科视角下的世界中国研究知识体系”、“数字化时代的世界中国：机遇与挑战”。论文摘录了以往与会部分学者的采访内容。这些学者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，与“中国研究”密切相关。本次采访的摘录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研究的理解、解读和成就。以下内容是李波谈以现代化为主线，在更大范围内研究中国经济史。李伯中，经济史学家，人文学科主任 北京大学教授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用英文撰写中国经济史新观点，收录中国经济史英文论文二十六篇。李伯忠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文科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，国际知名经济史学家。长期从事中国电子商务研究经济史。在写《中国经济史新观》书评时，我统计了一下，发现您至今已经写了第六本书（不包括翻译的），这着实令我惊讶。因为我在写作时经常发现卡顿和自我怀疑，我想知道你的写作速度和流畅度是如何提高的？李伯忠：其实，我虽然写了十多本书，但我的写作持续了近半个世纪。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75年（千里与言之：《北宋方腊起义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）。半个世纪以来他写了十多本书，平均每四五年才写一本。这速度并不快，不是吗？正如它所说，一开始一切都很困难。这半个世纪我的写作一开始很慢，后来又加快了。首先，写作与积累有很大关系。如果你心中有一条主线，那么你所做的每一步工作都是一种积累。这样积累起来，到一定时间就会发生变化，因为水加热到100摄氏度就会沸腾。这时，你脑海中出现的新想法就已经比较成熟了，持续的研究和思考可以为你的新想法提供支持。没有这种积累，即使你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无力支持，你也应该用学术的方式表达出来。那么这将会更加困难。第二，我刚才讲了，要有一个主线。由于我是一名研究生，提醒我的主线就是“现代化”问题。我首先研究的是唐朝的经济史。以往，我对唐朝的检验大多是从“大唐帝国的辉煌”和“安史之乱后诸侯割据，民生陷入困境”的角度出发。这些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话题，但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，唐朝的遗产今天应该做什么？为了澄清这个问题，我选择了“江南”。该地区受战争影响相对较小，经济相对稳定。其独特的人才使其成为一个可以自行发展的地区。我没有专门研究宋代江南的历史，但讨论了“十三四世纪的转折点”问题，也可以认为是唐代江南经济研究的延续。这为我后来研究明清剑南经济史奠定了基础，历史的任何重大变迁都是长期发展的结果。我从攻读博士起就开始研究明清江南经济史，一直研究至今。这样一步一步的积累，都是围绕“现代化”这条主线展开的。明代以前的经济史或许可以视为“近代化”的史前时期，但到了明末，“近代化”的端倪开始显现。过去学界长期争论“资本主义的萌芽”问题，现在又提出“明末社会变迁”、“明末巨变”问题，认为晚清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。也为中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统一持久稳定局面，全国市场体系完好无损。由于种种原因，江南在这一市场体系中受益最多。因此，在“史密斯动力”的推动下，江南市场经济向前迈出了一步。所以，从我对经济史的初步研究，到2020年出版的《近代中国经济：182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》英文版，我真的是在这一步一步一步走得更深了。另外，我一直觉得如果要研究C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，不可能就中国谈中国，就江南谈江南。你说现代化发生在江南，他说不是。关键是“现代化”要有标准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公众与公众谈论是对的，也是对的，拉婆婆说婆婆是对的，讨论就不能继续了。这个标准是什么？只能是从其他地区借鉴来的一些重要的共同规则。这种普通法通常出现在英国的现代化过程中。这是因为，在世界历史上，英国走在现代化进程的前面。因此，对于现代化史来说，研究英国经验具有特殊的意义。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第一卷中说：“物理学在自然过程看似特定且至少受到干扰的地方发挥作用。那些研究自然过程的人，或者如果可能的话，在自然过程的条件下进行实验的人o 确保流程以其纯粹的形式继续进行。我在这本书里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劳动方式与其相协调。迄今为止，此类制作的常见地点是英国。因此，我在理论解释中主要以英国为例。 “由于英国的这种特殊地位，它成为了世界现代化研究的焦点。英国长期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，可以为研究英国经济史提供最好的条件。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《资本论》就是在英国写成的。二十世纪，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和文化中心，汇集了许多来自各国的优秀学者，从而 英国的现代化研究只是第一步。你是-19世纪吗？昨天、今天和明天，就像道格拉斯·C·诺斯 (Douglass C. North) 一样，f 诺贝尔经济学奖。 “如果我们不清晰地研究历史，我们就看不到今天的很多情况。改革开放之前，我们因为历史认识的偏差，吃了不少苦，走了很多弯路。因此，我们有责任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关注现代化和中国经济史研究。”